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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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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活着回来的男人》:无能为力的希望与悲伤  

2017-03-06 09:24: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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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兵”,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都和杀戮、残暴和狂妄自大有关。这三个字,仿若魔咒,以影视、文学作品为传播媒介,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之中,不时翻搅起和仇恨、复仇相关的负面情绪。

  然而,在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的笔下,日本兵却是父辈无法抹去的生命烙痕。它所传达的,恰是一段无处排解的人生境遇,是翻过重重险阻依然难以抵达的漫漫征途,是耗尽心力却无法抵挡的命运。

  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中,小熊英二以一名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坐在父亲小熊谦二面前,听他聊起战争、死亡、生存和命运;同时以一位学者的视角,拨开历史的迷雾,追问那一代的日本人:你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远离故土奔赴战场?战争来临时究竟在想些什么?战争结束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去与归:没有丝毫的雄壮,亦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

  1944年11月20日,刚满十九岁的小熊谦二收到日本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若在平时,像他这样在征兵体检中“第二乙种体格”的人是不会被征召的。而在战争末期,日本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新设了大量部队,人员缺乏,同乡和同事中年龄与他相仿的都纷纷入伍。拿到入伍通知时,谦二有如释重负之感。

  11月24日,入营前一天,美军的八十八架B29轰炸机首次轰炸东京。谦二抬头看见飞机如云一般掠过上空,竟感叹一句“好美”。

  战争,对他而言的确太过遥远。谦二回忆,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始于1938年。由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汽油改为配给制,街头的出租车渐渐消失了。战时的物资不足造成通货膨胀,先是买不到油和鱼,后来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开始实施配给。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军人会和町内会组织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谦二和周围的人都没参加。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军队获胜的新闻,每攻下中国的一座城市,学校教室内的地图上便多一面小旗。这些都只是惯例,心中没有悲喜,因为“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终于,这场“总是不结束”的战争轮到谦二头上。

  1944年11月25日,入伍通知送达的第五天,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小熊谦二当着送行亲友们的面,念出当时惯用的一句:“我会堂堂为国尽忠。”当时青年入伍的场面太过常见,“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只是他的外祖父伊七,在三个外孙相继病死后,听到谦二说“我出发了”后放声大哭。

  1945年初,日军战况持续恶化。3月10日东京受到美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十万人死亡。当天,谦二正在接受新兵训练,前来训话的上尉告诫他们,一旦被俘,应选择自杀。他反复思忖: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大约五个月后,谦二从长官那里得知战败的消息,他先是懊恼,继而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

  9月25日,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今沈阳)的皇姑屯车站出发,当时他们坚信这是一辆带他们到日本的列车。事实上,日本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和军属作为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谦二所在的部队就在其中。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采伐树木、在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西伯利亚的冬天极寒,因营养不良或过劳而死的人随处可见,“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这些人不声不响地消失,就像“一则传闻”,“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和人类该有的情感”。谦二为了生存,将入伍时配给的日本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

  此时,还在服役的谦二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因为强制疏散,位于东京的家已遭拆除。流落在西伯利亚的谦二丧失了故乡。

  1948年7月下旬,谦二终于出现在归国人选的名单里,此时,他已在西伯利亚熬过将近三年时间。一直以来将回国作为精神支柱的谦二,终于踏上悬挂日本国旗的船,“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当他来到父亲的故乡新潟,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当晚的晚餐极其普通,“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他心想。

  二十三岁的谦二没有等来激动人心的迎接场面,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等待他的,是没有着落的生活。

  ■ 延伸阅读

  生与死:滚石般的日子里思考战争与真相

  战后,日本的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产业基础,农村劳动人口过剩,又迎来“婴儿潮”,出现了大批无法就业的退伍士兵。加之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百姓一辈子的储蓄几近消失殆尽。谦二作为从西伯利亚回国的战俘,更是在求职时受到歧视,加上国内采取金融紧缩政策,经济不景气,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滚石般的日子”。

  从1949年初开始,他曾先后在“今枝火腿”公司任会计、证券公司任办公人员、帮牲口中介运猪、到外甥的点心店帮忙、制版公司做事务员、兼任采购燃料和外送薪炭。这个时期的谦二和大多数战后的日本人一样,“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拼了命地想活下去。虽然碍于生活窘迫,中学毕业后就参军的谦二居然用少得可怜的钱,买下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

  1951年,25岁的谦二因为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因肺结核去世,这无疑让他遭遇“人生最失落的时候”。因日本于1951年3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后的五年间,谦二都在结核病疗养中所度过,不仅遭受附近村民的歧视,还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肺叶摘除手术。尽管绝望,谦二从没想过自杀,“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1956年,30岁的谦二穿着唯一一套西装出院,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医生、护士和病友们聚集起来,像监狱里出现的场景那样,齐声说:“不要再见了。”

  战胜了西伯利亚的极寒和肺结核,谦二还是没能逃过生活带给他的不安感。

  1957年2月,二战开战时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就任首相。正被生活围困的谦二回忆说:“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如果论社会阶层,谦二属于“下层的下层”。如果论学历,他只是中学毕业。但他却在生活困窘、疲于奔命时,还在不停思考战争与真相。当他得知存在“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这类的论述时,他说:“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进入七十年代,当他的生活稍微安定后,他又想起1946年1月死于西伯利亚的同期士兵京坂。“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几经周折,联系到京坂的哥哥,一位曾在菲律宾被俘的日本兵。见面后,他谈起京坂过世时的情况,哥哥只说了句:“这样子啊……”但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了解这种淡淡的情绪,他们无需多言,就懂得这种悲伤远胜过语言和眼泪。

  当他将日后发表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寄给哥哥时,他回信:“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时隔四十三年后,谦二回到当初驻扎的苏联赤塔。在赤塔市民公墓,他想起那些从未上过战场就失去生命的战友,将一块铝板立在地上:“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回念过往,小熊谦二知道,能让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是希望,“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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