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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评盛可以《福地》:始终捍卫生命本真的形态  

2017-03-06 09:20: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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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盛可以的小说,总有一种自由和解放之感。这个湖南女子就像她的地域一样,泼辣洒脱,又聪明细腻,她就像“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的武士”(苏珊·桑塔格语),犀利敏锐,擅长于穿越错综复杂的事物表面,直扑核心。

  “性”是早期盛可以结构文本的基本元素。它元气充沛,构成鲜活而饱满的身体和形象,以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塑造和压制。肉身既是肉身,湿润沉重无所逃避,同时也是精神的存在地,最实在的物质化生出最抽象的隐喻和精神存在,包含着对解放的渴望。在这里,人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充满着探索和超越的勇气。福柯认为,性是权力的最好彰显。通过对性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得到了实现。两性关系的模式、性的道德规约和政治话语中的性都隐藏着权力的侵入和控制。除了早年的《水乳》、《道德颂》和一些精彩的中短篇小说,2013年,盛可以用一本寓言式的反乌托邦小说《死亡赋格》集中表达她对此的思考。

  《北妹》时代的盛可以用肉体的夸张嘲讽时代的畸形,被巨大的乳房拖累的北妹就像那个时代的肉身,头重脚轻,蛮横粗壮,自我伤害,却也生机勃勃,带着倔强和来自乡野的质朴。《死亡赋格》用一个桃花源的美地暗讽乌托邦的反人类性,对纯粹完美的追求恰恰包含着最大的暴力。《福地》的反讽意味更加明显,但是其表达对象和叙述方式已经变了。语言成为盛可以的利器。她把充斥在我们时代最普遍的话语抽取出来,用一种崭新的方式使用它,让它们重新产生意义。“代孕基地”牛老板所使用的语言全是我们熟悉的官方话语,宏大、严肃,充满理论性,且一本正经。那些司空见惯的政治话语和制度话语被拉回到日常生活中,并被一个只想发财的人振振有词地使用。他越正经,越可笑,越标准,越荒诞,话语的意义越被抽空。在这套话语下,那些代孕的女性必须是“产品”,不能有个人意志,不能自我行动,不能谈论感情,否则的话,都会影响基地的顺利运转。“产品”的每次异动和“非分要求”,都是牛老板宣讲和强化权力的机会。这个小小的“代孕基地”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制度的高压、强权,权力的建构形式,个体的消亡,都被呈现出来。你甚至可以说《福地》是一篇讽喻小说。

  自此,盛可以所关注的事物发生了明显转向。实际上,早在《北妹》中,盛可以就展现出她对历史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关注。新近出版的这本小说集《福地》接续了《北妹》和《死亡赋格》的谱系:荒诞,黑暗,充满强烈的政治讽喻意味。

  盛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内部的巨大裂缝,通过一种错位手法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可笑和可怕。在写到基地的女性时,盛可以用一种混沌浑然、柔软脆弱的笔调,以一个略微智障的少女“产品”的视角去感受周边的事物,懵懂透明。牛老板的话语犹如噪音,粗暴、凌厉,却又滑稽可笑,言无所指。两者的反差形成一股互相解构的力量扭结在一起,充满了反讽。

  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对“文学性”提出独特的看法,“也许文学的可以定义并不在于它的虚构性或‘想象性’,而是因为它以特殊方式运用语言。……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即它有别于其他话语的东西是,它以各种方法使普通语言‘变形’。”所谓的语言“变形”并非生硬地造词,而是把它们置于一个新的语境。

  作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意识到并创造出这个语境,使“普通语言被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最终,使得日常世界达到一种“陌生化”并产生新的意义。《福地》中牛老板所说的话本身呆板陈腐,充满了程式化和我们所不信任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它既有压迫性但又毫无意义,因为你不会去碰触它。当盛可以把它压缩、变形并结构出一种新的关系时,它就变形为文学话语,以尖利的、割裂般的声音让我们意识到它对我们的伤害及在我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所投射的阴影,“新的用词和新的句型表示出人对现实的新的态度……从而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全新的世界”,其实就是你对世界的新的看法。《死亡赋格》和《福地》可以说都是在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致敬,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前者因为要回避一些敏感词语而被迫抽空一些东西(这一抽空在文本中形成的空洞意味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后者则更加自如,更具生活气息,抓住了时代内部最具意味且涉及广泛的话语,所以,也更有强劲的冲击力。

  在《福地》所收录的几篇小说中,我个人特别喜欢《喜盈门》。它承接的是盛可以的另一谱系,是早年《北妹》背后的那个庞大的乡村背景,是《野蛮生长》中那野蛮而生机勃勃的家族,“村庄经验”作为个人经验对盛可以的创作开始发生本质的作用。这些作品中,盛可以的语言极为朴素,颇有节奏,还略带些方言。她把语言“低到尘埃里”,纹理庞杂,枝枝蔓蔓,鲜活跃动,它们最终构成一个充满现实感的村庄或历史场景。她的勇敢不再表现为如长矛般的犀利,而是钝刀割肉般的层层袭来的疼痛。

  但并不是怀旧。“怀旧”这个词不适合于盛可以的小说。在这一层面上,盛可以仍然保持着她自由的天性,日常秩序和道德情感不构成她体验人生和人性的障碍,她总是能够看到事物的最深处,不管这事物表面覆盖着多少种外衣。

  《喜盈门》充满着“荒寒”的气息,对生活内部的普遍人性进行毫不留情的嘲讽。奔丧,一个中国生活最善于伪装、最容易温情脉脉的场景。老太爷即将死亡,分散于各处的晚辈回到村庄,聊天吵架,吃吃喝喝,各自想着自己的利益和心事,同时,也不耐烦地等着老太爷最终咽气。盛可以有一双特别恶毒的眼睛,能看到人性隐藏最深的东西,丑陋、无情、破碎,她用一种最日常的话语写出了最深的我们自己。它让你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人类就有这样卑琐的天性在里面,盛可以揭开我们装饰自己的伪善面纱。当作家用艺术形式揭示出生活里面本身所包含的残酷和荒诞时,我们总会觉得这个作家太狠了。

  其实,不是太狠,是太真。

  如果没有最后一篇《小生命》中那个小生命的到来,这部小说集确实显得过于荒寒。这个小生命为这本书带来一点暖色基调,也为书中的世界增加一点点希望。很有趣的是,《福地》中至少有三篇是以小孩子为视角的。第一篇《福地》是一个略带智障少女的视角,《喜盈门》、《香烛先生》也同样是小孩的视角。小孩充满着某种不解世事的天真和原始,但恰恰他们的眼光里包含着某种穿透力,让我们看到生活里面的真相和我们自身的形象,有一种透明的特质。这一透明的特质为小说带来一种张力(修辞层面的和生活层面的),也多少冲淡了小说中成人式的荒寒,使“荒寒”更多地趋于隐喻,而不只是现实。

  从《道德颂》、《水乳》到《死亡赋格》、《野蛮生长》,再到《福地》,盛可以的视野不断扩张。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从抽象的乌托邦叙述到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从个人经验中的身体部分返回家庭层面,这其中可以看到作家精神成长的轨迹和不断叠加的叙事空间。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题材结构,她的文学始终保留着最初的状态:捍卫和寻找生命最本真的形态,并从这形态出发去理解世界和他人。

  这是盛可以小说的力量所在,也是其最迷人的地方。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文学著作《神圣家族》。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

(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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